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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更:面对面怀念

李更 文学自由谈 2021-10-05

文学评论家雷达

2018年3月31日,我从珠海机场飞重庆,准备去龚滩参加一位文学名家的作品研讨会。那是一次春天的聚会。

飞机舱门被漂亮的空姐缓缓关闭,广播要求大家关闭手机。一种完全是强迫症的举动,我看了一眼微信,还是发现了最新信息——一个教授告诉我,雷达去世了。

忽然就有被关在炮弹中准备发射的感觉。重庆大雾,从重庆机场转飞武陵山又是大雾,飞机盘旋好久,颠簸得非常厉害。没有一个人说话,空姐也紧张地把自己绑在专用座位上闭着眼。

下了飞机,我赶紧开机。微信群、朋友圈已经满屏都是雷达了。小编们已经把他的生平他的重要文章罗列出来。

尽管好几年前,夏康达就告诉我雷达身体出问题了,此刻我仍然感到十分意外。这些年我还是经常见到他,因为东莞文学兴镇,他时不时来广东,来樟木头还有他当村长的作家村。

研讨会就一下午。在座的基本上都是中国作协会员,只有我什么会员都不是。本来是准备了按照场面上要求的讲话,结果光是各路“大咖”的发言就已经进行到晚饭时间,主持人大概就没有让我出声的意思了,我也在心事重重想着雷达。眼看都晚上七点了,还是在一位大姐的提醒下,主持人突然要我还是说说。一瞬间我的所有准备都飞到九霄云外。长篇大论是不可能了,我一直记着任芙康的告诫,到了饭点,你就是有多么宏言高见,你就是多么牛人“大咖”,过了饭点还不知趣地滔滔不绝,你就是人民公敌。

一时间我简直是慌不择路;其实我是教书出身,习惯在公众场合发言。为了不至于挨骂,我发表了我历史上最短的研讨会意见:研讨会最好的功能,是可以在被研讨人面前由衷地热情地甚至夸张地表扬,是生前友好们面对面怀念的机会。我举了雷达的例子,雷达那么多朋友,但是他没能在生前举办个人研讨会,让我们失去了面对面对他表达敬意和怀念的机会。

我看到主持人脸色不好看了.有些人觉得我这么说话不吉利。

还是国情不同。老布什的葬礼,可以在无限伤感中传出阵阵笑声,那是人们怀念他生前的种种趣事。西方追悼会往往没有哀乐,反而是优美乐章,空灵缥缈。

在我们这里,不会说话的人,往往比不会做事的人更不受欢迎。同是员工,别人升职加薪,自己迟迟没有起色;同是销售,别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拿到大单,自己磨破嘴皮还是被拒绝;同是恋爱,别人颜值一般,总能和优秀的人在一起,自己长相不错,却是屡屡失败。社会中的人生困扰,十之八九出在人际关系;人际关系的困扰,又十之八九是因为不会说话。

很多时候,别人说我是因言废人,自己把自己逼进死胡同。谁让我是文艺批评家呢,习惯以挑剔的眼光看人。现在好啦,哪怕我是认真地表扬,别人也会认为我是嘲讽,改正了也是坏同志。

二十年以前,我出了本评论集,点了二百多位当代作家的名字。有好事之徒拿着去挨个问,结果很多作家不满,认为我有点鸡蛋里挑骨头。莫言就说,难道因为我写得多就一定是语言垃圾吗?也有宽宏大量的。池莉跟记者说,李更虽然怎样怎样,但是,他的直觉往往正确。舒婷说,童言无忌吧。韩石山最虚怀若谷,甚至不断在各种讲座上说,广东有个李某人如何如何。

雷达也是正面肯定我的人之一。他知道我因为文学批评和地方作协长期不睦,每次到珠海有饭局,他都要执意等我去。他非常善于沟通,从来不谈文坛矛盾,只是笑说,你不来我不动筷子。

1984年7月,我去合肥找鲁书潮玩,就住在他家里。书潮父亲鲁彦周说,不要整天玩了,你去认识一下有影响的评论家,你不是喜欢文学评论吗?于是我就参加了由中国作协和安徽作协举办的“改革文学研讨会”。当时我是想见北京朋友阎力的父亲,因为阎力父亲是著名评论家阎纲。结果来了一大堆业界高手,就是没有阎纲。朱寨、张炯、陈骏涛、周介人、刘锡诚、汪中元、苏中等。

本来我和夏康达一个房间。第二天半夜,杨桂欣抱着枕头硬要我跟他换房,他说他实在不能忍受雷达了。原来雷达鼾声如雷。当年的雷达41岁,正是壮汉,每天大量写作,可以倒头便睡。他的鼾声最后把我也赶出来了。大到什么程度呢?我们在黄山顶,有一处落脚点,是木板和竹子搭建的简易房,他的鼾声,好像能让整个房子颤抖。他开玩笑说:我这么有名,你还嫌弃我?

我是几个月以前认识杨桂欣的,他当时已经是丁玲研究专家。我去木樨地22号楼找丁玲时,他觉得我可能是个莽撞的小青年,特别告诫我不要太打扰老太太,而其实,丁玲当时因为左倾形象,门可罗雀,十分高兴我去打扰。

新时期的南方文坛,文学里面讲经济,经济之中出文学。土生土长的作家并不多,但是有关部门费用不少,于是大量去外地买“外援”。雇佣军,水军,一时间如卡萨布兰卡一样,各路神仙,各种谍报,各样花边,林林总总,层出不穷。矛盾是在所难免的,一些来珠三角的文学高人自然被各种各样的人情包围,甚至介入,直到陷落。雷达往往独善其身,喧嚣之上,明眼人如水下之鱼,冷眼向洋看世界。开始有些人还不相信他能够出污泥而不染,事实证明,他到广东真正是为文学而来,不像某些人到处唱高调,在珠海赚了钱就在珠海买了房子之类,原汤化原食嘛。

关于雷达有心脏病,我也是听说而已。最近几年两次见面,我看他脸色都不太好,本来肤色黝黑,现在更是黑里发青。我问他到底是“搭桥”还是“支架”,他也不正面回答,却是一直表扬什么垂杨柳的一个医院。那个社区医院因为名气小人也不多,终于看见他这个需要手术的病人,上下都充分调动起来。雷达认为手术十分成功,这样的手术根本不需要去什么大医院。

直到2018年春节前几天,我正在开车,他忽然来电,却是问我是不是给他打电话了。他说看见手机里面有我的未接电话。我说没有,连误拨也没有。接着聊天,我问他,冬天了怎么不来南方过冬?他说年纪大了,走不动了,北京有暖气也很好。然后突然问我,我们认识这么多年,怎么你从来不找我写评论?我认识的文学朋友里就你没找我写评论了。我说哪里哪里,那么多找你的,我怎么好去再麻烦你,再说我也没有写小说了。他说,最近出了本自选集,要听听朋友们的想法,你也要给我写一下啊,批评批评。我赶紧说,批评不敢,心得体会一定是有一点的。

没想到这就是最后。

想到另一位雷老师。2012年11月,郭文斌约我们去银川开笔会,其中一个环节是给雷抒雁开个作品研讨会。我当时不知道在银川能见到多年不见的他,没有什么准备,只是泛泛而谈。不过我马上到街上找书店,想买几本他的书签名留念,结果新华书店里没有,倒是一家独立书店居然有一本。雷老很高兴,还写了一段话。他一直想开个人作品研讨会,但是北京高人太多了,“我排不上”,他说。他非常感谢宁夏方面,让他了结了心愿。本来,我是要写一则心得体会的,没想到不到三个月他就去世了,这文章就没有写。读者都没有了,写出来还有什么意义?

所以我坚定地认为,个人作品研讨会决不能理解为形式主义,崇高的事物必须要有一定的仪式感。在个人作品研讨会上,你一定要大声表达对朋友、对你尊重的作家浓墨重彩的感情,让对方活着的时刻,享受文学带来的高尚的快感。

2018年12月7日,珠海

《文学自由谈》,2019年第1期。图片来自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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